研究领域和项目

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是我博士论文的核心领域。论文的核心内容是为一种对待现代技术的折中立场做辩护。根据这种立场，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地接纳现代技术，而不是对其持否定，甚至妖魔化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明确现代技术的局限，对其做必要的控制，而不是视其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这一立场建立在我的技术理论和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之上。技术的哲学定性是其中技术理论的重要一部分。而中国技术哲学则构成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一个案例研究。这两个课题都需要做进一步深化发展，它们构成我目前关注的两个主要项目。

技术的哲学定性

技术哲学的一个基本课题是对技术的本性做哲学性的考察。其中一些基本的问题有：技术是什么？技术有哪些基本的要素？技术与其他人类主要的活动有什么关系？

技术哲学的历史与现状

自从人类文明的发端开始，人类就在发明和应用各种技术。从石器到青铜器，再到铁器，这些都是人类的技术发明。但是在现代社会之前，由于技术革新的速度相对缓慢，人们没有深入地对技术进行考察。主导着人们技术观念的是一种常识性的工具主义思想。根据这种思想，技术只是实现某种功用的工具。

现代科学兴起于十七世纪，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重要基础。但其影响只有在工业革命中，主要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才扩展到思想界之外。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是现代技术的开端。如果说蒸汽机的发明中并没有用到多少现代科学的知识，那么电动机的发明则直接建立在电磁学的基础之上。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技术和现代科学变得密不可分。现代科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科学和技术的哲学考察都开始于这个时期。在科学哲学中主导的思想是实证主义。在技术哲学中主导的思想是技术进步论。

两次世界大战使得人们对技术的态度由乐观转为悲观。先前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变成了毁灭的工具。许多人无法解释，为什么现代技术在奇迹般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之后，被用作屠杀千百万生灵的武器。于是技术进步论被各种对现代技术的批判理论所取代。Mumford, Heidegger 和 Ellul 是其中三个主要代表。

二十世纪末又有了所谓“经验性转向”（Empirical Turn）。无论是乐观的技术进步论，还是悲观的技术批判论，其共同的基础是技术决定论。它的基本观点是技术决定文化。两者的分歧只在于技术对文化的决定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经验性转向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对技术具体侧面和具体技术的深入关注。这与先前人们把技术看做一个笼统的整体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先前人们考察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把技术当作没有结构的单一的一极。经验性转向之后，人们开始对技术的不同侧面加以分析。其中一个例子是技术创立的过程。同时人们发现不同的技术有着不同的特性。例如，医学技术中的伦理问题不同于信息技术中的伦理问题。这种由整体性到具体性和特殊性的转变，扩展了人们对技术本性的认识。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对技术决定论的超越。

人们在对技术做深入研究中不断地揭示出文化对技术的影响。于是技术决定论为技术与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观点所取代。但是另一方面，对技术具体性和特殊性的过分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又导致了对技术整体性的忽视。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当许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到技术的细节之后，古典技术哲学中对现代性问题的特别关注不再受到重视。于是人们只考虑如何正当处理环境污染中所关涉到的各方权益，而不去深入考虑环境污染的社会文化根源。由此，如何把宏观的整体性与微观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当前技术哲学的一个主要课题。

技术三要素

技术三要素是我博士论文中一个重要思想。具体来说，我在对技术的二元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设计与功能。“技术是应用的科学”这一观点曾是关于技术的一个标准观点。这可以被看做是对技术的一元定性。根据这种观点，技术就是特殊场合下的科学。水银的热胀冷缩符合普遍的科学定律。我们把这个规律运用到温度计中，便有了一种测量温度的技术。Kroes 和 Krohs 提出技术的二元性。他们在技术的科学要素之外引入了功能要素。这种功能要素无法用科学解释，而是建立在人们意向性的基础之上。显示时间这个功能不能用时钟的物理结构来解释。机械钟和电子钟同样可以显示时间，但是它们的物理结构和涉及的物理定律迥异。如果只关注它们的物理特性，我们很难把二者归为一类。只有引入设计者的意向，我们才能把二者联系起来。

然而我认为技术的二元定性仍然不足以解释技术的其它一些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现象是意向功能和实际功能的不同。例如，锤子的意向功能是捶打物体，但是它也可以被用来固定门，不让它被风吹动。这里固定门的功能不是锤子的意向功能，而是它的实际功能。这个例子里的实际功能还具有偶然性，因为锤子被用来固定门只是偶然的现象。非偶然的实际功能也是存在的。阿司匹林原初被设计出来用以止疼，但后来也被用来稀释血液。这里的实际功能不再是偶然的，其中涉及到技术产品的再设计。另一个现象是技术产品的副作用。副作用是实际功能，但不是意向功能。为了区分意向功能和实际功能我们需要进一步区分技术的设计和功能要素。

技术的设计和功能都与人类的意向性相关，是不能用科学完全解释的。我们只有把三者合在一起才能对技术现象做较全面的解释。这样，我们便有了技术的三个要素，即科学、设计和功能的要素。这构成对技术的三元定性。在这个三元定性的基础上，技术可以被定义为受自然定律制约的、人类创造的、服务人类需要的活动及其产品。在区分技术三要素的同时我们需要明确，科学、设计和功能三个要素相互融合，密不可分。科学知识是技术设计的一个重要基础；科学（自然）定律则是技术实际功能的基础。意向功能是技术设计的目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技术产品的实际功能。技术产品的实际功能则是技术再设计的基础。

文化四象限

在对技术做了三元定性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把技术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之中，考察它与其它主要人类活动的关系。长期以来技术被与科学相提并论。现在看来，这基于对技术的一种简单化的一元定性。在技术三元定性的背景之上，技术显然是与科学有本质区别的人类活动。技术和科学同样受到自然定律的制约，这反映在技术的科学要素之中。然而技术的设计和功能要素把它与科学区分开来。诚然，科学理论中也有一定的设计成分，但是这里的设计空间很小。主导科学理论的是数学/逻辑和经验事实。相比之下，技术设计要自由得多。另一方面，技术设计的目标是特定的功能，而科学的目标则是对世间的现象，主要是自然现象，做出解释。总的来说，科学和技术的关系是解释世界和创造世界的关系。

从创造世界的角度来看，技术和艺术有共性。艺术也是创造性的人类活动。设计在技术和艺术中都居于核心的地位。然而，与艺术创造相比技术创造受到双重的约束。这反映在技术的科学和功能要素上。首先，科学和自然定律在技术创造中处于核心地位，而它们在艺术创造中则不是那么重要。其次，技术创造以特定的功用为目标，而艺术创造则不需要顾及任何功用。

最后，我们在科学、技术和艺术之外加上哲学便得到文化的四个象限。科学和哲学的目标都是对世间已有的现象做解释。它们同处于文化空间的左侧。技术和艺术都以创造新世界为特征。它们同处于文化空间的右侧。现代科学脱胎于哲学。在牛顿的时代物理学仍然被称为自然哲学。与传统的哲学相比现代科学在世界基本图景和研究方法上都做了革命性的变革。结果有两个：一方面，现代科学空前地扩展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另一方面，对物质世界成功有效的观念和方法被无疑问地运用到整个世界。所以，与巨大成功相伴的是被简单化了的世界图景。这构成现代科学的基本局限。与现代科学的局限性相对应，现代技术与艺术相比也是一种受限制的人类创造活动。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和技术居于文化空间的下部，哲学和艺术居于文化空间的上部。前者为有限的活动，后者为开放的活动。

文化工具主义：一个综合性的理论

上节中讨论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文化观念。科、技、哲、艺对应于人类精神的高级官能，是人类文明的精华。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讨论比较通俗和大众的文化。大众文化与人类较低级的官能相关。这里高级和低级的区分基于精神活动的复杂度。与科、技、哲、艺相比餐饮和娱乐显然要轻松许多。在精神文化之外我们又可以区分物质文化。这包括所有的物质器材。需要明确的是，这里对物质文化、低级精神文化和高级精神文化的区分只具有理论意义。事实上三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当考古工作者挖掘出一个上古的陶罐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物理器件。其次，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陶罐也许被用来装水、油或酒。最后，从陶罐上的绘画我们又可以透视他们的世界观念和对自然神力的敬畏。这样，三种文化融合在一起，密不可分。

在技术三要素和三种文化的基础上我们便可以构建一种新的技术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技术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技术与其它文化成分的关系。这些关系把技术放在一个大的框架之中。有了技术三个要素和三种文化的划分，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两点关系。在技术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中技术的三个要素和三种文化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具体说来，技术对文化的决定作用通过技术的科学和功能要素。它以科学为基础，由功能实现。技术对物质文化有直接决定作用，对低级精神文化有间接决定作用，而对高级精神文化的作用最弱。一个总体规律是，人类的精神越发展，对自然的依赖越小，具有越大的自由。反过来，文化对技术的决定作用通过技术的设计和功能要素。文化不仅通过多种因素决定和影响设计，而且决定技术的实际功能。文化对技术的决定和影响力度同样由物质文化到高级精神文化递减。

我把这种新的技术与文化关系的理论称为文化工具主义。“文化”意在突出文化对技术的影响。“工具主义”意在强调技术的工具本性。尽管技术对物质文化有很大的决定性，它对于文化的核心（高级的精神文化）在本性上只是一种工具。技术对人类高级的精神文化有助益，但是后者在本性上不受技术的制约，甚至可说与技术无关。例如，由胶片摄影到数码摄影人们的摄影行为和习惯有所改变，但是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实践本性并没有改变。对于摄影艺术创作来说，使用胶片还是芯片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文化工具主义把先前理论中的核心观念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论。工具主义、技术决定论以及文化对技术的影响都成为文化工具主义的一部分。文化工具主义之所以能涵盖这些成分是因为它把技术和文化之间的两点关系扩展为一个复杂的多边关系。

中国技术哲学

主要由于李约瑟的研究，中国在前现代的技术领先地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却没有出现现代社会中的技术垄断现象。这至少证明，技术的发达并不必然导致技术垄断。深入的研究可以揭示，技术垄断发生于独特的文化背景之上。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不仅对于建构中国现代性至关重要，而且有助于解决总体的现代性课题。

总体文化哲学背景

技术哲学是对技术现象的哲学思考。它发生在总体的文化哲学背景之上。中国技术哲学也不例外。

中华文化发源于原始巫术。巫术在先秦古典哲学中发生了蜕变。其基本特征是精灵的自然化和人性的升华。自此，人成为宇宙的核心，人事成为文化的中心。在巫术中仍然有人与精灵的共存和相互作用。经过蜕变，精灵只残留于乡间迷信、民间传说、民俗等领域之中。而以人事为核心关注的儒家哲学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导思想。汉代哲学把阴阳、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这两者正对应于巫术蜕变的两个基本特征。汉代哲学以此完成和巩固了原始巫术的蜕变。这样，中华文化便成为一元文化。它以一种独特的人文主义为基本特征。这种从原始巫术中通过蜕变生发出来的人文主义是把握中华文化的关键。中华文化从巫术中分支出来之后，高级的宗教在中国本土上便很难自发生长。所以它要么被从外族引入，要么受到外族宗教的根本影响。佛教和基督教是前者的例子，道教则是后者的例子。因此，中华文化在本性上是非宗教的。这区别于所有其他的主要人类文化。

在独特的人文主义基础上我总结出中国技术发展的四个哲学基础：

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相对立。后者认为有一个或多个超自然神力在主宰着世界。而前者则否认任何超自然的神力。超自然主义是所有宗教的基本信念。中华文化中巫术的蜕变事实上是一个由超自然主义向自然主义的转变。同样的转变发生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由基督教的世界观念到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念也是一个由超自然主义向自然主义的转变。
机体主义
机体主义与机械主义相对立。后者以机器为世界的模型，而前者则以机体为世界的模型。中华文化中的机体主义与人文主义密切相关。这里的机体主要是人的身体。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核心也是机体主义。但是那里的机体主要是动物的身体。因此，两种机体主义有不同的侧重。前者重视机体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而后者则重视机体整体的目的性。机械主义与上述两种机体主义都相对立，是现代科学世界观念的基础。
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与权威主义相对立。后者以现成的权威为依归，而前者则依据经验事实。实际上，经验和权威都是相对的。任何经验都以特定的思想框架为前提，任何权威都建立在一定的经验基础上。与现代科学鲜明的抗拒传统权威，崇拜实验证据相比，中华文化看似地道的权威主义。这只不过是假象而已。中华文化中的经验主义以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为基础。对人事的核心关注使得中国人对历史做无与伦比的翔实记录。这些都是后世行事的经验依据。自然主义的基本信念则使中国人积极地去认识和改造自然。与尊从历史经验并立的是对自然经验的重视。这是中国在前现代技术领先地位的基础。现代科学的经验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形式。中华文化中的经验主义对等于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的经验主义。现代科学的经验主义对许多人事实上已经构成一种不可质疑的权威。
现象主义
现象主义与基础主义相对立。后者认为在现象的背后存在着支配现象的力量，而前者则直接面对现象的本身。与现代科学相比中国传统的科学显得很肤浅。它似乎只能停留在现象的表面，而不能深入其后。这种“肤浅性”基于不同的世界观念。如果我们从复杂的人类机体去看世界，现象主义也许是最好的方法。针灸由于其不争的效力已经得到现代社会的广泛接受，但是寻求经络生理基础的努力却没有多大进展。对于高度复杂的现象基础主义并不是那么行之有效。基础主义源于基督教的世界观念。它是现代科学革命的一个思想基础。但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中我们已可以看到一些从基础主义向现象主义的转变。量子力学的统计学理论更像是对亚原子世界现象本身规律的总结。另一方面，依据广义相对论我们可以直接讨论弯曲的时空现象，而把引力放到奥卡姆剃刀前面。

中国技术哲学史

尽管传统中国的技术在多个领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哲学对技术的关注却很少，关于技术的直接讨论也很少。因此，构建中国技术哲学史不能只依据直接的讨论。如果某些观点或论述对技术有引申涵义，我们也必须把它们纳入技术哲学史的领域。这样，中国技术哲学史与整体的中国哲学史更是密不可分。

中国哲学的发展在总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萌发、奠基、应对佛教文化和应对基督教文化。中国哲学萌发于先秦百家学说。其历史背景是原始贵族社会的解体。与旧社会文化体系的分崩离析相对应的是思想的繁荣纷呈。中国哲学奠基于汉代。此时，儒家哲学确立了统治地位。在儒家哲学、阴阳学说和道家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阴阳五行系统论把中国哲学推向高峰。它构成中华文化的基石。汉朝的覆灭使得中华本土文化进入一个发展的低谷。在这个本土文化低谷之中，由西域传入的佛教不断扩大影响，并在唐代达到顶峰。自中晚唐始，直至宋明发生了中华文化的第一次复兴。在宋明哲学中，不论是理学还是心学，我们看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华文化应对佛教的努力。宋明哲学在清代得到延续。但是中国哲学在晚清开始受到基督教文化的猛烈冲击。于是其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应对基督教文化的阶段。

我们构建中国技术哲学史主要关注中国哲学发展的几个里程碑：先秦百家、汉代哲学、宋明哲学和近现代哲学。通过历数这几个思想阶段中关于技术的主要观点，我们可以尝试总结出其中的一些总体的发展模式。我博士论文中的一个命题是，中国传统哲学对技术持有一个折中的立场。一方面，技术革新受到鼓励。另一方面，技术在传统文化中又处于从属的地位。居于文化核心的是人文，技术垄断不可能发生。佛教的冲击没有改变这一基本立场。然而在西方现代性（基督教文化）的冲击下这种折中立场也同时受到冲击，开始发生转变。具体说来，关于技术的折中立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被技术至上论所取代。

时代意义：技术与现代性

技术垄断已经成为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基本现象。对技术垄断的批判也相应成为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中国社会中技术的领先和从属地位有助于揭示现代社会中技术垄断的文化背景，从而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启发。这对于构建中国现代性更是至关重要。

由于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垄断地位，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常常被归咎于现代技术。事实上，现代技术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它在本性上与传统技术无异。问题在于它的垄断地位。现代性理论中的一个通常的潜在假设是，技术垄断是技术发达的一个必然结果。所以对现代性的批判理论要么对技术垄断无奈叹息，要么彻底否定现代技术。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可以揭示这个错误的假设。它实际上只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上有效。所以，解决技术垄断的关键在于变革其赖以发生的文化环境。

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之下，中华文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我。起先的屈辱感最后带来了强烈的自我否定。这包括传统人文核心的丧失和技术至上观念的形成。于是现代科技被奉若神灵，而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人文主义倍受践踏。应对基督教文化的冲击中华文化需要第二次复兴。其主要任务是找回自我，重扬人文主义。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意义重大。它主要可以阐明，现代技术与人文主义并不是格格不入。进一步，复兴人文主义与现代化可以被有机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