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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

我读古诗认名牌。古代的名牌都是经过千百年淘出来的,质量有绝对的保证。中国古诗的顶级名牌莫过于渊明诗道、太白诗仙、子美诗圣和东坡诗豪。

形影神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赠影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

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

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

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

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

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

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

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

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

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

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

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

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

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

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神释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

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

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

结托善恶同,安得不相语!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

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

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

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陶潜:《形影神》

东周末年,中国历史进入了诸侯割据的春秋战国时期。正是在此社会动荡之时,思想文化出现了繁荣纷呈的局面。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儒家和道家就是在此时萌发,并在后世主导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在别处我们曾讨论过,儒家和道家分别代表着巫术升华性蜕变的两个侧面:人性的升华和精灵的自然化。然而,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在中华文化中只是问题的两个侧面而已。两者密不可分,融为一体。因此,儒道两家尽管有不同的侧重,尤其是在对待周礼的态度上有很大分歧,但是两者在核心思想上是一致的。在两者中,我们都能看到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有机融合。

可是这种原初的状况在后世却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是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庞大的帝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管理体系,包括思想观念上的和社会组织上的。维护周礼的儒家正是应时代之需,被改造成了这一管理体系的思想基础。而道家则变成体制外的东西。这种新状况最早发端于汉代。等到了宋代,中国的科举体制日臻完善,儒家经典被奉为科举的核心科目。于是儒家在中国文化人心中变成了主流和正统,而道家则成为文化的他者,被放逐到边缘,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被与外来的佛教混为一谈。

汉朝灭亡之后,在魏晋南北朝,中国历史处于大一统帝国之间的纷乱间隙期。在体制衰微之时,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儒道两家的消长。此时,道家明显开始抬头。与此相随的是,佛教在中国的盛行。此时,道释可以说是水火不容。佛教讲求超脱人世,主张神不灭的超自然主义。这与道家的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显然是大相抵牾。

陶渊明生于东晋和南朝的过渡时期,改朝换代之后更名为潜。东晋末年在这个帝国间隙期中都算是低谷。此时战乱频仍、世风日下,人们不得不到体制之外,甚至人世之外寻求精神寄托。陶渊明在一段短暂的官宦生活之后,四十岁便辞官返乡,归园田居。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百多首诗和少数的文章,其中绝大部分都作于归隐时期。在这些相对不多的作品中,陶渊明把道家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且贯彻实践到平淡真诚的田园生活中。

这首《形影神》就是道家思想的鲜明表达。它包含着道家对世界和人生的基本思考。“形”指人的形体、身体,“神”指人的精神。形神关系问题,也即身心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汉代哲学对此有特别关注,佛学对此有关注,现代西方哲学依然没有绕开这个问题。陶渊明在形神之外加上了影,就把问题的重心从本体移到了人生。本体问题的重心在于世界的本源,而人生问题的重心在于人应怎样活着。该诗在一定程度上针对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而作。

诗中的“影”直观上是身体的影子,但它隐射人的名声,对他人的影响。犹如《庄子》,该诗采用了童话寓言的形式。诗中描绘形、影、神三者的对话,组诗中的三首分别对应三者各自的发言和主张。对诗行的详细解释,大家在别处很容易就能找到,这里不必累述。下面只略述组诗的大意,然后加以简短讨论。

序言说,人们过分爱惜生命,这种做法很迷惑。在这方面形影都有苦衷,而神可以用自然的观念来排解他们的苦恼。

在第一首中,形先向影说话。形说,天地、山川、草木都按照常理长存不已。而人虽是万物之灵,但却生命短暂。所以,人应该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

在第二首中,影回答形的说法。影完全同意人生苦短的观点。但他认为建功立业、立善遗爱比饮酒行乐更有意义。

在第三首中,神对形影的观点加以辩驳,并试图排解两者的忧虑。针对形神说,及时行乐也许能帮助忘掉死亡的忧虑,但是过度行乐反而会折寿。针对影神说,追求一世的功名也许能时常带来快乐,但是一世的功名终归是过眼烟云,若干年后还会有谁来赞赏你的功绩?我们应做的是顺应自然。生死都是自然的常态。顺应自然,我们一方面可以尽性地活着。另一方面,当死亡来临之时,我们同样可以泰然处之。

在诗中形神相互依附是一个基本前提,所以形尽神亦灭。诗人更关心的是人生的基本问题,即人应该怎样活着,以及人应该怎样去面对死亡。形与影的苦恼可以看作是身形和功名之累的象征。庄子追求逍遥,把身形和功名看作两个主要的包袱。只有甩掉这两个包袱,人才能追随自己的本性,通达逍遥之境。《形影神》是道家这一思想的鲜明表达。陶渊明清心平淡的田园生活则是道家人生理想的一种实现。

道家与儒家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对道家的两个误解。一方面,道家被认为不关心人事,主张禁欲主义。另一方面,道家被认为不关心功名,主张消极避世。

这里我们看到,和儒家一样,道家的核心关注也是人事。但是这种人文主义又与自然主义密不可分。道家反对纵欲,但是纵欲的反面并不是禁欲。佛教讲求禁欲,道家却不是。事实上,人欲是人类自然本性的一部分。顺应自然就是要尊重人欲,只不过纵欲是对人欲不自然的满足。

欲望的满足有不同程度。同样,功名也有不同的层次。道家反对刻意追求现世的功名,但是在抛掉了功名之累以后,人就可以追求更加重要的东西。现世的功名总是身外之物。在追求身外之物时,人总要扭曲自己的本性去迁就外在的东西。只有全心顺应自己的自然本性,才能得到真正重要的东西。这才是大功,而大名通常会伴着大功而来。这种意义上的功名,绝不是刻意所得。正是因为其中免去了造作之累,它才能处在更高的层次上。

陶渊明辞官返乡便抛去了现世的功名利禄。但他在归园田居中却得到了更珍贵的东西,成就了大功。一千五百多年已经过去了,人们还记着他的名字。而他留下的一百多首诗还在让世世代代的中华文化人感动不已。

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李白:《将进酒》

比较欧亚大陆的两端,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在许多方面,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汉帝国有相似之处。两者都在北方蛮族的侵扰下,设法在很长时期里统治了文化多元的大片土地。然而,两端的相似之处到此便已终结。在西方,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够把欧洲重新统一起来,不论是查士丁尼还是查理曼。而拿破仑和希特勒只能算得上昙花一现。

欧亚大陆的另一头却有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统一之后会有分裂,但是分裂之后总又会重新统一起来。汉帝国衰亡之后同样出现了几个世纪的分裂,但是在一段间歇之后,一个更为壮观的大一统帝国又在东方冉冉升起。其气势与前一个帝国相比显得更加强盛。

我们今天探讨民族的复兴,许多人心中想到的会是大唐盛世。的确,在大唐盛世之时中华文化的自信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衡量一个文化的自信度主要看它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如果一个文化开始极力地维护自己的传统价值和自身利益,修建有形无形的壁垒把自己与外在世界隔离开来,那么它的自信肯定是出了问题。相反,一个充满自信的文化总会张开臂膀去拥抱世界。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盛唐之时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那时中国不修长城,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军事力量有充足的信心。那时印度的佛教和西域传来的各种别的宗教在中国可以自由发展,因为中国人完全相信自己文化的同化力量。那时的长安是一个地道的大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到这里来经商、生活。在长安的东西两侧分别设有东市和西市。整个西市都为西域来的商人所设,那里可以找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当时的中国可以说聚天下奇珍,为我所用。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集中代言人。如果我们为大唐盛世找一个最具代表的代言人,我们会找到太白诗仙。其实,李白在盛唐之时并不得志。他虽有“安社稷”、“济苍生”的大志,但是却自恃清高,不愿经由科举的漫长道路。他多次寻机请人举荐,但是别人却常常冷脸相对。终于有一次进宫的机会,但是玄宗却只是把他当作装点用的宫廷诗人,并不派以重用。到人生的最后还是站错了队,追随永王受了牢狱之灾。然而,所有这些都不妨碍他时代代言人的角色。

在李白的诗作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唐盛世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自信与豪迈,也包括它的阴暗与危机。这首《将进酒》是诗仙在悲愤之中对自己满腔豪情的一次喷射式的宣泄。在其中我们可以体验到少侠的放任和道家的超脱。再加上儒生怀才不遇的挤压,结果便是自由精神的激烈喷射。才情兼备之人受到了负面的刺激,自然是更为壮观。我们读这首诗感受到的是,豪气一发万丈高,直冲九天云霄的爽快。而在这万丈豪气之中,映现的何止是半个盛唐!

现在有多少人曾把这首诗当作借酒消愁发牢骚,甚至是酗酒寻欢的美丽借口。岂不知,诗仙郁闷之时喷出来的不只是怨气,主要是豪气;诗仙斗酒之后吐出来的不只是酒气,主要是仙气。这个时代的人活得这么累,究其原因还是“功利”二字。从如此小的年岁开始,就如此纠结于钟鼓馔玉、圣贤之名,还有多少心思去尽情享受人生这几十年的大好时光?民族复兴远不止是GDP复兴,更重要的是文化复兴。复兴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望岳》

杜甫和李白是中华诗坛的璀璨双星。苏东坡曾感叹曰:“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但他们两人之间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对比。两人都经历了开元盛世,但是由于年龄相差十一岁(李白生于701年,杜甫生于712年),两人的人生阅历却有很大差异。李白主要生活在盛唐,而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安史之乱爆发之时(755年),李白已经接近自己生命的尾声,而杜甫却正值中年。正是由于迟生了这么十一年,杜甫饱尝了社会的黑暗、战乱的苦难和生活的艰辛。战乱之时,他长期四处奔命,潦倒度日。在社会剧变时期,十年可能意味着很不相同的社会境遇。

两位诗人的人生轨迹也有许多可比之处。李白年少时出蜀,云游天下。杜甫则在晚年入蜀,修建草堂,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杜甫年轻时也游历了许多地方。中途回到洛阳,正巧遇上被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两人一见如故,忘年开怀,惺惺相惜。在此后一年多里,两人间续度过了难忘的共同游历时光。分手之后,两人各奔东西,后来再没有见面。但彼此都写过相互怀念的诗作。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杜甫投奔肃宗,途中一度被叛军擒获。而李白却在南方投奔永王,结果受了牢狱之灾。

不同的社会境遇和人生阅历显明地反映在两人的诗作之中。李白的诗作中不时地显露出盛唐的自信与豪迈,而杜甫的诗作中揭示的主要是,唐朝在由盛转衰过程中社会的昏暗和人民的疾苦。李白的诗中带有放任不羁的浪漫气质,而杜甫的诗中则充满对社会现实的细致刻画。

两位诗人诗作的不同主题也反映在形式上。浪漫的主题往往对应于不太严格的格律,因为严格的格律对浪漫的主题可能构成束缚。李白的诗中,乐府、歌吟、五言古诗及五七言绝句成就为最高,律诗较少。相比而言,杜甫非常善于写律诗,精于平仄、对仗和尾韵。太白诗仙的诗气势磅礴,子美诗圣的诗精美绝伦。

杜甫写过三首《望岳》,分别写东岳泰山、南岳衡山和西岳华山。这首写东岳的《望岳》无疑是三首中最好的一首。该诗作于杜甫年轻游历齐、赵之时。时值开元盛世,诗人也是年轻气盛。所以,在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少有的气势。

在形式上,这首诗还不符合律诗的严格要求,只能算五言古诗。一方面,诗行的平仄不符合律诗的要求。另一方面,律诗通常用平声尾韵,而该诗中用了仄声韵。不过我们看到,这首诗的形式已经非常工整。在现今的普通话中,诗的四行尾韵都是上声。此外,诗的中间两联用了对仗。这符合律诗的要求。相比而言,第三联的对仗要优于第二联,因为其中上下联间的对应关系更加细致。

在内容上,这首诗体现了景、情、意的三位一体。前两行绘景,写泰山的宏大气势和秀丽风光。第三行见景生情,写博大的心胸和广阔的眼界。最后一行写意,借着此景此情写诗人的理想和抱负。在短短的四行之中,景、情、意兼备,融为一体。

虽说这首《望岳》是杜甫早期的诗作,但是从中我们已能感受到杜诗的功力和精美。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江城子》二首

在多个方面,宋代都是中华文化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政治方面,在宋代我们看到了中国又一次由大一统帝国过渡到分裂状态。北方的外族强大到可以对汉人做大规模的军事政治征服。在经济方面,在宋代我们看到了北方人口大规模的南迁。长江流域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开始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科技在宋代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宋代的承前启后地位更是表现在文化方面。科举制度经过唐代的发展之后,在宋代变得成熟完善。一方面,科举中一些先前的弊端(主要是考试作弊现象)得到了修正。殿试在宋代成为科举的必要环节。它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下级官员的徇私舞弊行为。另一方面,科举在宋代变得更加频繁,而且入试条件降低了许多。在殿试中及第的人立即就可以得到任用。为此“学而优则仕”成为广大学子的一条标准出路。正是通过这种公平完善的科举体制,政府选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来为国家效力。

中华文化在唐代受到佛教的深入影响之后,自晚唐始掀起了汉代以来的第一次大复兴。这一运动在宋代达到高潮。儒家和道家思想在其中得到了重新推崇。但此时佛学已经成为另一支不可忽视的思想力量。宋代理学实质上是对三者的综合。为此,与汉代相比,中华文化在宋代拥有了全新的思想图景。

成熟完善的科举制度加上全新的思想图景造就了文化士大夫阶层。他们构成中华文化的中坚。与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相比,宋代的文化精英们具有更高的文化品位。在宋代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大批的文化精英,另一方面大部分文化精英都可以在科举中崭露头角。在文化方面,宋代为后世设定了框架。明清大体上都运作在这个文化框架之中。所以,宋代无疑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巅峰。以至于我们现在关于古代中国的许多观念实际上只反映了宋代的状况。

对于许多人来说,在这个文化群星灿烂的时代,东坡居士无疑是其中最亮的一颗。其文品质一流,数量超群。在四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为后人留下了两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四千八百多篇各类文章。此外还有大量的书画作品。他经历了标准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二十岁时随父进京应试,便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震惊了京师。然而,由于夹在朝廷新旧党争之间,他的仕途却历经坎坷。在遭受多方排挤之下,他先是请命外职,后来又两次遭贬。

苏轼集家国情怀和仙风道骨于一身。一方面是标准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在被贬之时又潜心研习佛老。在不同时期,家国情怀和仙风道骨各有侧重。但无论何时总掩饰不住自己的豪放本色。在苏轼之前,词总是围绕着婉约的主题。他却开了豪放词的先河。

这两首同牌词作于同年同地。乙卯,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外任密州知州。第一首作于正月,第二首作于年尾冬季。这两首家国情怀的千古绝唱表达了截然相反的情感。一首是对多年亡妻的刻骨思念,一首是对宏大抱负的豪情抒发。在两首词中我们体验到,悲痛之时悲得壮烈,豪爽之时豪得壮观。三百多年之后,多了几分凝重,少了几分飘逸,然而豪气却依然直逼太白诗仙。